【世界热闻】中国光伏业起伏20年
“中国光伏企业高管慕尼黑下飞机被带走”一事发酵不到24小时,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给出了第一封回复,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另外提到,目前此事是陈年个案,不用上升到整个光伏行业,更不涉及正常的中欧光伏贸易。但这一桩旧事却足以成为一个切入点,用以观察领跑外贸出口“新三样”之一的光伏产业,如何走过了起起伏伏的20年。
“陈年个案”
“航班上一大半都是做光伏的,去慕尼黑参加展会。事情就发生在刚下飞机的时候,连当事人自己都处于一种很懵的状态。”光伏从业者策哥的朋友一凡就在现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策哥转述了当时的场景。
(资料图片)
根据公开消息,被带走协助调查的高管为江苏格林保尔新能源有限公司的浦永华。6月13日,格林保尔回复媒体称,浦永华确实接受了调查,但目前正常参会。
官网显示,格林保尔是一家专业从事太阳能电池和组件研发、制造、销售和光伏发电储能系统服务的新能源企业,固定资产总值30亿元,拥有5GW的太阳能电池片生产能力、2GW太阳能组件的生产能力。
对于协助调查的具体内容及网传的“浦永华护照已被德国方面扣留”是否属实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格林保尔,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具体回复。
据悉,浦永华乘坐的是汉莎LH0727航班,航班上大部分乘客都是光伏从业者,他们的目标也大多一致,参加将于6月14日-16日举办的慕尼黑国际太阳能光伏展(IntersolarEurope2023),该展会是欧洲最大的光伏展会。
策哥认为,此次事件之所以会在业内引发激烈反应,关键的原因在于2019年时出现过类似情况。“不同于此次风波中心的‘中小企业高管’,当时被波及的还曾涉及行业知名的一线企业高管。”
2019年的慕尼黑IntersolarEurope展会上,就有两名中国光伏企业高管被德国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带走,震惊全行业。根据当时德国媒体的报道,逮捕原因涉及太阳能组件的商业走私以及违法规避了2018年9月之前欧盟执行的最低限价MIP。
策哥也提到,早年在“双反”政策的限制之下,国内一些企业可能会选择绕道越南再抵欧洲的方式开展业务,存在三角贸易的可能性。2018年中国“531新政”之后,欧洲对中国的“双反令”放开,但对2018年之前发生的事情仍要继续追溯,2019年以及当下的问题,都可能是对2018年之前“旧账”的追查。
“目前除了美国市场外,其他市场对我国光伏产业都是放开的,欧洲也是一样,完全的自由竞争。”策哥补充称。
双反、新政与两个十年
风波中心的“双反”还要回溯至2012年。在这之前,中国光伏企业在规模效应、政府补贴和产业集群等因素的加持下,有了成本方面的优势。根据当时的报道,中国制造所具有的竞争优势,已经使中国光伏产品占领了60%以上的欧洲市场。
2012年,美欧先后对中国光伏产业发起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并分别于2012年10月和2013年开始对中国光伏产品征收高额的“双反税”,最高达到254%。业内一度将2012年视为中国光伏产业的“生死劫难”。
这也成为中国光伏产业最近两个10年间的关键转折点。21世纪初的十年是中国光伏的“造富神话”,2000年,一家名为西安新盟的企业成立,而这就是当下全球领先的太阳能科技公司隆基股份的前身。
2001年,施正荣和杨怀进共同创办无锡尚德,四年后无锡尚德登陆美股,施正荣一跃成为中国首富。在业内,人们给施正荣的标签是,“将中国光伏产业与世界水平差距缩短了15年的人”。
2005年无锡尚德赴美上市后,英利、天合光能、阿特斯、晶澳科技、江西赛维等一批光伏企业先后赴美上市,中国光伏产业一时风光无两。
2008年,金融危机阴霾笼罩全球,海外市场光伏补贴退坡,国内光伏企业陷入产能过剩的危机,伴随着成本倒挂的加深,停产风暴也愈演愈烈。紧接着,美欧“双反”接踵而至。
当时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同比下降35%,其中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出口同比下降40%以上。
2013年,无锡尚德破产重整,仿佛一个标志,中国光伏产业结束了草莽的十年。幸运的是,隆基股份接下了中国光伏产业的接力棒。
2018年,国家三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即“531新政”,也被视为行业的“第二次寒冬”。但这次“过冬”也带来了一轮关于技术、应用方式以及商业模式的升级和迭代。值得一提的是,同样是那一年,欧盟的“双反税”到期后正式终止。
最近十年来,从原材料、设备、市场“三头在外”,到如今占据全球主导地位的“多项第一”,光伏产业已成为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一张“新名片”。2022年,我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突破500亿美元,同比增长80.3%,与电动汽车、锂电池一道组成外贸出口“新三样”。
“规模就是壁垒”
尽管当下的风波属于“旧账”,但一些关键的现实风险,仍旧不能忽略。
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前5个月,中国光伏对欧盟出口量合计为33.95吉瓦,同比增长122%。
金辰股份常务副总裁祁海珅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俄乌冲突导致局势变化,并延伸出能源安全问题,导致中国光伏产业受到大量的关注。
祁海珅进一步解释称,光伏曾是欧美的优势产业,但如今却成为中国的优势产业,这种华丽转变背后,是中国光伏产业十几年的努力。
策哥也提到,此前欧洲的光伏产业也很强势,特别是德国,但在近些年与中国企业的竞争中,已经明显处于下风。
他举例称,德国瓦克的硅料成本大约为80元/公斤的水平,但国内的硅料成本已经下降到30-40元/公斤。原材料硅料价格的下降也逐渐向下传导,今年初,组件价格大约还能达到1.8元/瓦,但现在组件价格已经下降到1.4元/瓦的水平。
策哥为中国光伏产业总结了两大优势。其一在于用能、耗能成本的低廉。硅料属于高能耗资源,但中国的西北有丰富的煤电、水电、风光电等,可以让硅料场制造出相对便宜的硅料。第二大优势在于规模。光伏生产主要有四大环节,分别为硅料、硅片、电池片和组件,其中硅料、硅片及电池片环节,全球排名前10的企业中,80%-90%都是中国企业。组件因可以运输到国外,因此比例有所下降,但仍能达到70%。
事实上,业内也有人质疑光伏产业没有壁垒,但策哥认为,“很多时候,规模就是最大的壁垒”。在他看来,只有规模大到一定程度,成本才可能被大幅压缩,这个规模不止包括光伏产业本身,还包括上下游的诸多产业。
祁海珅认为,光伏本身具有度电成本低、转换率高、太阳光资源丰富等特征,因此判断,未来光伏产业在全球能源发展过程中会承担主力军的作用。
结构转型中的“光储一体”
在新型电力系统中,风电、光电的角色不容小觑。在我国能源结构转型过程中,光伏产业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但在业内看来,风电、光电等新能源也有天然的弊端,比如不稳定。
祁海珅提到,光伏发电具有不稳定性、间歇性等特点,这也是部分可再生能源的通病,利用好“光伏+储能”的黄金搭档,就能够为能源的产出和存储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
2022年被誉为储能“元年”。有媒体的不完全统计提到,过去一年里,储能行业融资超过100起,亿元级别的融资案例屡屡出现。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的《新型电力系统发展蓝皮书》也提到,新型储能是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
据了解,目前储能主要包括主流的化学储能,如锂电池等,还包括新型的储能,如飞轮储能、重力储能、空气压缩储能等。过往我国煤电为主的形式对储能需求并不高,因此国内新能储能方式起步较晚,目前处于亟待发展的阶段。
“业内曾有预测,2030年光伏的发电量就可以超过煤电。”策哥称,目前光电的成本已经能够达到0.2-0.3元/度,而煤电的成本大约为0.3-0.4元/度,如果光电加上储能成本,大约会达到0.6-0.7元/度,虽然在成本上距离煤电仍有距离,但在“双碳”背景之下,光电依旧有巨大的优势。
策哥补充提到,目前国家正在尝试拉大峰谷电差价,这种环境更加适合储能的发展,比如接近0电价时储能,达到峰价如前期的1.7元/度的时候就放电,只要峰谷价差大于0.6元/度,电化学储能的成本就是可以完全覆盖的。“可以看到,目前很多风光电企业也都在转型,做光储一体化。”
北京商报记者杨月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