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硕消亡史：学历贬值下，卷研究生还有意义吗？
文｜维舟
在我们这个盛行学历崇拜的社会，以往许多人总有一种信念：学历越高越好，尤其在这个“大学生遍地走”的时代，硕士总比本科生好找工作，身价也更高。
现在，形势也正在悄然生变：中国科技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南大学等多所高校近期都陆续宣布，一些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自2024年起停止招生；与此同时，近年来专业型硕士则不断“做大做强”。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专硕虽然有时被戏称为“低配版、短学制的学硕”，但相比起注重学术研究导向的学硕，专硕更强调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直白地说，专硕就算未必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但至少会更好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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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硕士研究生教育也正在社会需求的压力之下出现分化，但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任何像这样的变动都有着复杂的面向，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来看了：专硕的扩招，肯定有助于减少硕士研究生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但反过来说，它也可说是学历贬值的最新迹象，连研究生也不得不屈从于就业压力和实用技能，也难怪有人把这看作是学术没落的征兆，甚至不乏有激进者认定“学硕衰，专硕兴”是“劣币驱逐良币”，但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近二十多年来，全国硕士研究生教育经历了大规模扩招。这一扩招起始前一年的1998年，全国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仅5.8万人，但到2022年，招收研究生人数已高达124.25万，其中硕士就占了110.35万之多，一代人的时间里暴增近2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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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当市场上的高端人才岗位需求跟不上这种增长时，“供过于求”难免造成学历贬值，更重要的是：工厂化培养造成的泥沙俱下，不仅带来人才素质的一言难尽，也很容易产生错配。很多人读的硕士像是“多了三年象牙塔时光”，是本科教育的延续，但对用人单位来说，想要的是“来了就能用”，怕的就是这些人学历倒是高了，对实践却更脱节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以医疗行业为例，近年来的做法是要求必须进行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也就是硕博士在离开校园、进入职场的这个过渡阶段，先经历一段职业适应期。然而，这一制度施行多年下来，出现了许多问题，除了一些专门的教学医院能真把医学生扔进临床工作，很多医院没有完整的教学体系，应对日常工作就已疲于奔命，根本做不到好整以暇地建立这样一套常规制度，以至于规培往往流于形式。其结果，很多医学生抱怨只是多当了三年廉价劳动力，单纯为了考证，规培三年下来，大部分人仍不能独立值班，而医院当然也不会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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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专硕的兴起，原本就是为了弥合这种“从书本到实践”的脱节，相当于是学校让学生在专业学习期间就为入职做好了“预适应”。当然，学校也未必就关心学生就业，但短学制的专硕也有助于学校创收，还让用人单位更省心，于是一拍即合。这乍看起来是皆大欢喜的好事，但从长远来看，却又可能造成新的问题。
是的，这很符合中国人“学以致用”的一贯信念（“读再多书，总归是要工作的”），但若论实用，那专硕也不用读了，干脆直接工作吧——毕竟很多实操技能都是“在职培训”（on job training），你真要实践，最好的地方不是在校园，而是在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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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广告这样注重实践的学科，以前就极少有人读研，当初我一位同学在一家外资广告公司实习半年后，提出辞职说自己想回去读研究生，被老板嘲笑了：“广告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另一位老同事，工作多年后去英国读市场营销硕士，结果，读完回来还是在原职位上干原来的活，国内数字营销的最新玩法，她只能从头学起，而留在国内的老同事在那两三年里都高升了。
尴尬之处就在这里：专硕或许能更好地回应市场需求，但这难免给人一种感觉，似乎连硕士教育也成了“职业培训”，那就无法逃避一个追问——“研究生到底应该研究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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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并不只是“本科教育的加强版”，更不是“通往好工作的含金量更高的敲门砖”，它至少应当包含两个重要面向：一是超越实用性的人文精神，二是学术前沿的发现与创造，而这两者都需要一种对未知的自由探求，这恰恰是教育在为社会开辟新的方向和可能。
培养实用型人才当然无可厚非，毕竟现代社会的良好运作离不开技术专家，但如果一个社会连知识精英也没有超越实用的价值取向，那也是有问题的。作家林奕华在《等待香港：永远的香港人》一书中就曾感叹，香港社会太过务实，“揾食”超过一切，那种非功利、长远的学术研究很难吸引到优秀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质素下降是香港无可避免的宿命，因为这块地方从来都不重视人文学科的教育。家长如是，学校如是，政府如是，社会如是。”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也早就说过，今天中国大学校园里“学问的隔阂”，已不是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文学和理科为一方，社会学科以及工科为另一方，前者追求学理，后者强调应用。这是一种知识和教育体制的割裂，当大学所承载的学术理想遭遇现实冲击时，这不仅是高等教育的危机，事实上也是社会危机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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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并不只是一个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地方，从源头上说，“大学”（university）一词原本是指一个自治的学术共同体，其根本的价值观为探索和发展知识奠定了基本前提条件，因为它主张：在大学里，任何人都有权按照他们认为正确的传统和法则，自由地在其研究领域里进行知识探索和学术研究，而这最终是为了培养一个头脑训练有素、能独立思考的现代人，用理性之光照亮未知的世界。正是在新知的持续引领下，现代社会才得以不断涌现出发明创造，向前发展。
当然，即便在欧美发达国家，像这样的大学精神近些年来也日渐显得“古典”。自1971年以来，诸如英语、历史、外语这样的人文学科节节败退，其占学位总数的比例，在三十年里下跌了一半；像医生、律师、工程师、程序员、商人之类的职业要求，与其说涉及到人文知识和学术理想，倒不如说更多地关乎实用技能。在纽约，一个公交车司机的平均收入要比一个刚拿了博士的文科助理教授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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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们的现实来说，问题仅仅是“研究生学的东西太没用了”吗？按加拿大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的看法，也许事实恰恰相反。她在《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中说，中国大学教育实际上早在1960年代就已完全抛弃了早先那种学术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对知识的批判态度，“这种观点强调社会实践，怀疑一切专业知识，力求将知识分子溶于生产实践和社会变革的斗争中去。”不难看出，当下社会对教育的主流看法仍在这一延长线上。
虽然有些人觉得国内只是“研究生太多了”，但即便经历了这么多年的扩招，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也还不到1%，而在美国，仅拥有硕士学历者就占到了6.4%（2018年），因而问题并不是高学历人才太多，而是社会整体上没能创造出那么多能充分发挥其才能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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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只是“学术”还是“应用”的问题，事实上，教育家约翰·杜威早就曾强调，现代人才应当是复合型的，简单粗暴地将知识和人才区分为有用还是无用本身就有问题，文化和功用并不必然无法兼容：“只有迷信的人才会相信这两者肯定是敌对的，从而认为有用的事物都是非人文的，而无用的事物则是人文的。”
如今，一代代中国人所梦寐以求的工业化，已大体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心态就能同步转变过来。事实是，整个教育机制仍然旨在培养高素质的工人和技术人才，而不鼓励创新发现。其结果，无数人都受困于其中，既然不能开辟新的机会和增长点，也就只能局促在现存的有限资源里“内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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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在这样的社会转型完成之前，这将一直是争议不休的话题，因为它涉及“大学”和“教育”的本质：我们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来使得社会变得更好。从这一点来说，这是值得我们永远为之警醒、不断讨论的问题。
